<p>　　华晨宇爸爸华福雄金兰谱，又称“金兰簿”、“金兰小谱”，简称“兰谱”，是传统社会民间结拜活动的文书。“义结金兰”民间俗称为“结拜”、“换贴”、“拜把子”，结拜时通常要书写和交换金兰谱。从汉代晚期开始一直到时期，结义一直都是社会上下阶层的重要行为，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进程。金兰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现象。通过对相关金兰谱的考察，能够使我们看到结义习俗和金兰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现象。</p><p>　　“金兰”一词最早出现在南朝文学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书，其“贤媛”篇有：“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讲的是山涛与嵇康、阮籍三人一见面，就情投意合，成为最好的朋友。用“金兰”形象朋友间的情谊相投大概来源于更早的《易经·系辞》，其文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意思是两个人只要同心同德，做起事情来力量足以切断坚硬的金属；见解一致，也有利于人，似嗅到兰花一样馨香，容易接受。</p><p>　　从文献上看，一般认为义结金兰的行为最早起于汉代晚期。我们最熟知的桃园三结义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据《三国演义》记载，刘、关、张结拜的誓言为：“既结为兄弟，则，救困扶危；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南北朝末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曾讲到：“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一尔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交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这段记载更加明确的表明，在南北朝末期异性之间结拜已成为中国人相当流行的风俗。</p><p>　　隋唐时期，沿袭魏晋南北朝风气，有异姓结义之俗，且结义时必焚香火。隋朝末年，李世民就曾与突厥人“焚香火”即结为兄弟（徐杰舜等：《汉族风俗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到了唐代，已经出现了金兰谱的早期雏形，被称为“金兰簿”。唐代文人冯贽所写《云仙杂记》卷五，引《宣武盛事》中的话：“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则书于编简，焚香告祖考，号为金兰簿。”而且此时结拜的对象也扩展到了女性之间。崔令钦在《教坊记》中就曾这样记载：“坊中诸女气类相似，约为香火之兄弟。”</p><p>　　宋朝时期《水浒传》中也曾记载梁山众好汉义结金兰的故事。明清时期，结拜时每人都要书写一份书面契约，通常用红纸折成信封大小，兰谱制作逐渐格式化。尤其要指出的是，清朝者为了加强自己的，就曾多次以法律的形式明令结拜。顺治时：“凡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兄弟者，著即。”（《雍正大清会典》卷一九四，《刑部·奸徒结盟》）之后，相关条例被编入《大清律例》谋叛律文下，极为详尽：“凡异姓人，但有歃血定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情事，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为首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361页）尽管如此，朝廷的并未能民间拉帮结派之风在民间的弥漫。有学者甚至指出，正是因为满清对结拜、帮会太过，过度的打击政策反而致使一般的帮会也上梁山，酿成（[加]王大为：《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8页）。</p><p>　　时期，结拜被解禁，民间结义风气进一步盛行。一些商家出于满足民间结拜的需要，专门印制格式金兰谱，而且制作相当精美，填写时非常的方便，这样就便于的随时购买、交换和收藏。过去的金兰谱为用毛笔手写，而时期出现了这种现代印刷体兰谱，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现代化的印刷业发展迅速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时期时局比较动荡，因而仅仅依靠个人力量有着很大的困难，所以出现了义结金兰的。广泛出现的印刷体金兰谱，也正反映出了社会存在有崇尚异姓结拜的社会现象。</p><p>　　在结义的时候通常会采用共饮血酒、叩头换帖、对天盟誓等一些相对比较固定的结拜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来对结义的双方进行一些约束。之后，结拜的双方（或多方）便以兄弟相称，以双方（或多方）的亲人为亲人。这些形式起初只是找个合适的时间与适当的地点进行口头上的宣誓承诺，最多也只不过是进行歃血为盟之类的仪式。但是随着后来的发展，人们对它越来越重视，因而这种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庄重与正式，出现了一些兰谱之类的文书，从和契约两个层面进行一些约束。从我们所熟知的早期义结金兰的典范——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没有书面仪式）到清朝时期的一般金兰谱（基本都具备书面仪式），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清其中的明显的变化。对于兰谱上所写的内容，正如佟鸿举先生所说“两人或数人结为异姓兄弟，商定好以后，按人数各用红纸写出每人姓名、生日、时辰、籍贯及父母、祖及曾祖三代姓名的谱帖，彼此互换谱帖以为凭证。”（佟鸿举：《民俗文书收藏趣谈》，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p><p>　　在义结金兰的时候一般遵循的仪式有：第一、缔结兰谱，分别写出要结拜的人数、各自的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结拜时间、誓言及祖上三代（父母、祖父、曾祖父）姓名等有关事项；第二、挑选良辰吉日，焚香祭祖祭神，之后互相换帖，誓言；第三、结拜后共进酒食，将鸡血滴入酒中，结血盟以示；第四、酒饭过后，再集体叩拜，撤香案，分金兰谱，各自拿一份。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日后反目成仇，仍要举行断义仪式，一般为烧金兰谱，又称“断义”，也称“拔香”，之后双方便不再有结义关系。</p><p>　　洛阳民俗博物馆藏有一份清末偃师地方十四人结拜的金兰谱。该谱为毛笔小楷书于一块棉布之上，落款时间为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初二日，谱长55厘米，宽29.5厘米。兰谱序言写道：“盖闻桃园弟兄三人三姓，结为手足之情义，共美情之方，古今称为也。今有吾兄弟十四人，虽不及古人之相交，但愿结为同心之好；虽不及古人之殊殆，不啻若一家人耳，则异姓视之如人焉。余不多叙，居住、姓名开列于后。”（王支援、尚幼荣等：《故纸拾遗》（二），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页）之后，从右至左依次写出十四人各自的居住地、姓名、年龄、出生日期，各附有本人曾祖、祖父、父三代清单。有意思的是，十四人三代多数只在祖父下列出姓氏，很多都没有书其姓名。我们据此判断，这很有可能是张清末豫西结拜入伙的兰谱。近代豫西地区盛行，根据当地风俗，结拜为不辱没祖，一般不在兰谱写三代姓名，也不在祖牌位前焚表，而是要祭拜关公，以忠义相标榜。</p><p>　　清代诗人东岭《岭南乐府·联袂轻生》卷四记载了女子结拜的故事：“顺德县少女多订为异姓姐妹，少者数人，多者十余人。或相约不嫁，或同日嫁，一女见梗，则众女皆。”（赵杏根、陆湘怀：《实用中国民俗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从这则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清代顺德县的少女们结拜的具体原因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她们的结拜与她们的婚嫁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她们约定要么不嫁，要么同嫁，一人遇到来自家庭或者其他方面的阻碍，其他女性都去的事例，然后再结合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在当时的顺德县可能是由于出嫁的女性在嫁入夫家后或者在其他的情况下的地位低下，为了防止自己受到委屈而通过结拜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寻求慰藉，自身的利益。当然，民间社会诸多男性之间的结拜也多出于异性之间相互扶持的考量。俗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p><p>　　在十七年（1928年）所立的一份金兰谱中，就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象，兰谱写道：“盖闻朋友乃世界上之一大伟事，而为人人所不能少的。今吾等聚堂三月，貌虽异，而心则契；性虽殊，而志则同。为砥砺、研究科学计，所以虽不敢效桃园之结义，亦窃慕荆树之故事也……”（王支援、尚幼荣等：《故纸拾遗》（二），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页）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几位是由于砥砺、研究科学而结拜的。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兰谱资料来看，近代有部分读书人出于一定文化感走在一起，以文会友，结拜为兄弟。这无疑是传统文人和近代学会另一种形式，这些小团体对推动近代文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p><p>　　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商帮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经常在外地经商的商人，鉴于个人力量过弱，同时出于追求商业利益的目的，在同族、同地域之内进行一些联合组成商帮。他们当中就不乏通过结拜的形式，来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们的结拜有些就不仅仅是在商帮内部，甚至与外地人特别是在自己经商的地方，与当地熟人朋友进行结拜。除了商人与商人之间的结拜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例子，就是一些商人为了经济利益与人物进行结拜。山东济南府孟洛川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孟洛川（1851-1939年），名继笙，字洛川，祖辈为地主兼商人，清末民初时期一代大商。当时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孟氏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自己在上的声望，于是他极力拉拢一些人物，作为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靠山。孟洛川通过各种关系，交结、军阀和新旧，或联姻成婚为“”，或结交拜把成“金兰”。在孟氏家族中，用结拜的方式来其经济利益，将此做到极致的是孟洛川的远房族侄孟觐侯，在他任瑞蚨祥全局总理之后，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活动。他与九门提督王怀庆、东三省的鲍贵清、山东督军张昌结拜为兄弟，通过这种方式也使他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p><p>　　清末时期，出于目的的结拜的现象就更为普遍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张作霖与他的那帮兄弟们的结拜。1927年6月14日，张作霖进入的时候，由于的更迭，局势还比较混乱，为了对外稳定局势，对内加强团结统一，以张作霖为首的众人，在潘复的家中进行了一次大的结拜，所结拜的对象除了已经结拜的吴俊升、汤玉麟等五人外，又增加了孙传芳、张昌等七人，一共是十二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十二个人当中最小的也是个军长。不难看出，此次结拜的主要原因就是出于目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华的首脑蒋介石，他从离家求学到投身社会以至后来崛起于政坛，先后结拜了几十个兄弟，其数之多，是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人物中可数的一位（严如平主编：《蒋介石与结拜兄弟》，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这些盟兄盟弟对蒋介石的人生道影响极大，他们大部分也是出于目的。通过这些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在时期一些人物为了其利益而结拜，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p><p>　　小小的金兰谱蕴藏着丰富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它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了解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问题。金兰谱在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态度、还原传统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现状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兰文化还有着一定的文化意义。首先，结义打破了我国传统的法制对人民的，使得不是同一血缘族的人能够相对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有利于中华民族之间的团结与交流；其次，结义的双方（或多方）大多都能做到彼此友爱、诚信互助，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类似于刘、关、张三人的金兰之情，这种情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与民族，而且这些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有些金兰谱以书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维持人民的契约意识与契约有着很大的作用，对于当今诚信社会的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最后，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难免会有一些投机，以结拜为依托，进行结党营私、不顾、危害人民和社会的事情。但是，总的来说，金兰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但是积极方面仍是最主要的，因而在当今社会需要我们辩证的去看待。</p><p>　　<b>本文由 <a href="http://m.325games.com" title="325游戏" target="_blank">325游戏</a>（m.325games.com）整理发布</b></p>